今天是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关于医药领域反腐的话题，医生、学者、医学生怎么看？对于医生群体，老百姓又是怎么说？
徐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和家人的一次亲历。“年初家人脚扭了，某公立医院医生诊断是脚趾骨折，做完必要检查后，医生让我们买一种鞋，说有利于恢复。”徐先生和姐姐接过单子才发现，一只鞋就要1500元。出了诊室门，他们马上上网查询，发现类似的鞋一双，网络售价仅为300元。
“这鞋不是从药房拿的，虽然有发票，但不能进医保。”徐先生打了医院投诉电话，经过多次协调后，鞋子终于退了。“打击不正当医疗行为是很有必要的，希望能真正起到作用，维护老百姓的权益。”他告诉记者。
此次集中整治的六个方面重点内容中，就包括药品、器械、耗材等方面的“带金销售”。“涉及到采购，需要使用进口仪器的行业都有这方面的风险。”省内某高校一位医学教学助理直言不讳，医疗反腐，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整治也好、反腐也好，并不影响大家对医生的信任。前几年，家住杭州拱墅区东新园的刘阿姨因为心衰住了两次医院，因为频繁看病、配药，年近80岁的她和40多岁的主治医生成了忘年交，“前一次住院，小张医生还拿着水果来病房看我。我愿意相信医生。”她说。集中整治对那些有损大家利益的“关键少数”重拳出击，也是对无私奉献的医生群体的尊重，这个道理，很多人是懂的。
这场舆论漩涡，也是大学医学生所关注的。作为未来医生的一员，浙江某高校临床医学专业一名大三学生告诉记者，最近同学们也在议论、讨论，腐败，在任何行业都应该整治；而对医生群体的信任度建立尤其重要。这让他们对医生这份职业的认识更辨证了。
他说，治愈他人，实现自我价值是所有医学生都向往的，医生这个职业天然就带有这样的使命。“所以身为医学生，我还是期待强力的医疗反腐措施，给每个医生更透明的环境。”
“人们对医疗领域的腐败格外敏感，首先因为医药行业波及面广，直接关乎所有人的健康和生命，相关者利益主体多，且其难以定价，也难以界定其是否必需或是否为基本医疗需求，但又因其‘人命关天’和‘人人有关’而最能牵动各界最敏感的社会神经；同时，医保和医疗服务体系之间、医患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有效监管不力和社会信任缺乏等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黄丞认为，在这次医药反腐中，因为有的医生被卷入，产生了疑惑和担忧的声音，这是正常的。而从长远看，全社会对于医生的尊重，以及他们救死扶伤的天职赋予职业的价值，不会动摇。相反，大家会因此认识到，要让医务人员有阳光的收入，并且鼓励创造健康价值的收入，让医疗服务的治病救人价值真正得到彰显。
在黄丞看来，个人的自由就医、全民医保、长期较好的经济发展和对高质量就医的追求，使得整个社会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增加，加上医疗服务的信息不对称性及其信用产品的特点，使得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远远超出了现有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供服务的实际能力，本已非常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因错配而更加稀缺，供不应求的“缺口”和结构性的“看病难、看病贵”为“运作”或腐败提供了土壤。
这也注定了医药领域的反腐是一个综合性的、交互牵绊的，同时也是个牵涉“深水区”各相关利益群体互相调适、体制机制改革的复杂问题。在她看来，要形成共赢的局面，“强基层”或许是一个突破口，国家目前正以家庭医生制度和医联体为抓手，强基层之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大厦才有坚实的根基。
在基层做好早筛、慢病管理和相应的有序科学转诊或分流患者，实现“治未病”和预防为主，小毛病在基层得以及时有效解决，才能更好地矫正“倒三角”的医疗资源配置结构。各级医疗机构和专业医务工作者各归其位、各尽所能和各得其所，进而促进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具有成本效益地运作和持续发展。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基层目前存在的资金、人才、老百姓就医习惯等各方面问题。”黄丞告诉记者，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高端医疗机构主导疑难杂症以及高精尖技术的同时，指导下级的医疗机构，完善全科医生诊治的规范并进一步制定细则、加强相关线上和线下培训和利益分享机制的设计，激发各类相关医疗健康服务提供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协同共创医疗健康价值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并配置以相应的投入机制、江南体育人才保障机制、收入的约束激励机制和各类监管机制。
“医药行业本身极具复杂性，医改也是世界性的难题，我们敬畏生命，也应当认识到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道路上，只有尊医重道、自担己责、携手同行，形成良性、清朗的行医环境，才能真正惠及我们每一个健康共同体中的个人。”
本次采访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大多数医生都不愿意发声，他们不习惯在医疗工作之外，被广泛关注，而更愿意和记者探讨医学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