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我想去的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事实上，医疗资源紧张是造成我国各类公立医院门庭若市的一大无法回避的原因。医疗卫生事业的总体投入不足和有限资源的配置错位导致资源紧张、利用率偏低；而二者长期无法得到妥善处理又使得众多医疗问题（譬如医患矛盾）积重难返。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至今，纵使官方和民间组织不断积极支援，最先出现感染人数规模性爆发的武汉医疗资源仍频频告急。武汉的医疗卫生状况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先通过三组数据了解一下武汉的整体医疗情况：
不难看出，无论是三甲医院总数，还是人均就医比例，武汉在全国范围都是名列前茅的。然而疫情爆发后，这一新一线城市的医疗系统可以说是溃不成军。很难想象相同的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其他城市将是怎样的局面。
本文开头提到我国医疗资源的紧张是总体投入不足和配置错位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那么这两大因素具体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呢？
首先来看看总体投入不足的部分。我们将这一因素分别解构为财政投入与从医人数两方面进行分析：
2006年，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对191个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江南体育中国位列第188位。自1995年以来，在政府总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7.5%的情况下，中国卫生预算年均增长率仅为14.2%，卫生支出长期未能与财政收入形成同步增长，而公共卫生筹资的核心正在于建立政府主导的投入体系。
截至目前中国共有医师360.7万，每千人口拥有医师2.59人，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与美国接近。但是中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是419美元，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是9500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1060美元。
上表是我国2015年——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总人数和同期医学专业录取人数，但这一数据里的医学生们并不都会穿上白大褂拿起手术刀。
世界顶级医学期刊 The Lancet（《柳叶刀》）在2017年曾有统计,10 年间中国共招录了470万名医学生，但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 万。
这10年当中25岁至34岁的医生比例从31.3%降至22.6%，而60岁以上的医生比例从 2.5%增加至11.6%。此外，在2004-2006年间，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的共计418名五年制临床医学毕业生中，只有28%现在从事医师工作，其余学生毕业后选择了其他职业。2012年全国590所医学院校有50多万名毕业生，但与高收入国家的同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很多医学毕业生并没有选择临床执业。
个体进行职业选择时，通常会考虑职业收入和前景。而“低收入、高风险”在我国医疗执业领域几乎已成为共识。
相似的工作强度下，相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陆医生底薪普遍较低。中国香港的医生同中国大陆一样，被认为是高技术、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那么我们来看看大陆医生与中国香港医生一年的基础薪资对比：
由于底薪有限，我国医生收入提高很大程度依赖于接诊量。但如果按照工作量计算，投入与收入却又严重不对等。再将我国医生与美国医生的平均工作强度做一次对比：
2011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
同期印度的公共投入同样只占其卫生总费用的17.9％，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排位，其公平性在全球居第43位，因为“印度政府能将较为有限的政府投入公平地补给最需要医疗服务的需方。”
正常的医疗资源配置应呈金字塔形状：基础和预防机构健全，有能力做好常见病的诊治、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知识的传播。而目前我国城市中接近85%的医疗资源集中在二、三甲医院，仅有15%左右的资源散存于基层社区医疗机构。全社会卫生总费用流向总额分布和人力、设备等资源分布呈现的是“倒金字塔”形状：2007年三甲医院收入为3469.74亿元，约占医院收入的61.64%；二甲医院收入约占医院收入的22.94%；其余一级和不够一级的医院总收入868亿元，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66.68亿元。
我国最近一次的医改在2005年，但直到今天“看病难”、“看病贵”的声音仍不绝于耳。15年的时间为什么还是没能弭平医疗问题的裂痕？为了找到答案，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建国以来国家四次医疗改革的政策导向：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院管理政策：让普通老百姓看得起病，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纳入政府管理系统并由国家出资、筹资提供医疗服务。针对农村和经济困难人群，分别特设专门的医疗制度和基金。
为适应改革开放大环境，政策逐渐放开，方向转变为国家补助医院，对医疗机构实行经济管理为重点的改革，促进医院增收并开始对医院实行分级管理。
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以市场为导向。199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给予了医院更大的自主权。这一阶段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减少，医院管理政策基本围绕“用低廉的费用提供优质的服务” 进行。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调查报告结论：基本不成功。
通过对历史上四次医疗改革的粗略复盘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无法绕过的概念：医疗市场化。
亚当斯密将流通的商品市场定义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件商品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受其供给与需求的影响。举例而言，我们购买商品房时应该有过这样的体验：不同区位的楼盘价格千差万别，也因此能为购房者带来大相径庭的居住体验。试想，如果香港南湾道一处海景别墅的价格与深水埗的平房持平，浅水湾还会是那个仰头45度角便能感受到亚热带海风的地方吗？也许能感受的只有吸进去再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由此可见，经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配消费舒适度，同时价格的区分也能配置人口的分布。
而医疗市场化就是将医疗服务划为商品，利用医疗服务的定价调节供需。我国目前医疗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无论是综合医疗能力一流的协和、华西、中山，还是县级以下医疗水平有限的基层医院，同种类的医疗项目收费没有太大的区分度，这就导致患者无论自身经济情况和病情轻重，都宁愿诉诸于一流的医疗机构和医生，因为相同的价位能够得到更先进的救治。
而这也成为一部分人呼吁由市场力量把控医疗资源的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将医疗服务划为商品后，消费者能够享受到的使用价值与其自身的购买力正向匹配，最终形成优胜劣汰的结果。
但是，将医疗服务完全推向市场意味着人的经济能力决定了其生命的等级，这不仅违背生命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文明进程的一种倒退。
此外，即使只是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市场化除了考虑供需和价格，还意味着买卖双方的信息对等。由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化分工的不同，医患关系中就疾病的认识和诊疗方案医生与患者处于显著不平等的地位。这使得患者无法同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里的买方一样自由选择产品，却不得不极度依赖医生的专业知识和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这种情况下将医疗管理完全推向市场，实质上是对患者的不公。
这也成为一些学者提出当下实行的医疗市场化是一种“伪市场理论”的原因：当医疗服务无法覆盖患者基本的健康需求时，医疗财政补贴既未增加，也未及时鼓励民间投入，却仍坚持将医院收入与经营挂钩。自第三阶段开始的医改放权让利，实际上下放的是医疗机构的经营权和药物定价权，并未改变产权性质。
行之有效的方式或许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形成医疗保障在城镇乡村、在不同阶层的全方位覆盖。这里我们介绍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作为一种参考：
NHS是英国战后国家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在该医疗体系下，凡是本国公民，包括在英国合法居住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NHS的资金绝大部分源自国家财政预算（占总资金的80%以上），其他资金来源还包括慈善捐赠、部分自费项目和商业医疗保险补充。
1、公民向国家纳税，享有基本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来自公民缴纳的医疗税由政府预算安排作为医疗费用。
2、政府筹资设立并运营大部分医疗机构，英国《国家卫生服务法》规定，公立医院由政府出资运营，具体由卫生部和各地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运营。公立医院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按标准领取工资。
3、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分级服务，全科医生是患者进入专科医院的守门人，必须经过转诊，避免民众因为免费而集中到大型综合性医院就诊。全科医生、初级服务以及专科服务多层次为不同程度的患者提供服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当然，NHS亦存在医疗效率不高、医疗资源浪费等弊端。而未来我国医疗卫生行业会是怎样的走向呢？这值得每个人深思。
骆向兵,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我国医疗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管理制度研究》, 2014年.
周毅, 李兰娟（指导教师）,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医疗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2014年.
朱九田, 党秀云（指导教师）,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医患纠纷治理研究——公共治理的视角》, 2015年.